有一次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接待外宾，结束后周总理觉得饿了，就对卫士说，咱们吃点便饭吧。那就是一顿很简单的便饭，吃完卫士一算账，总共是2元8角。每次卫士都付钱的，可这次他竟然忘了。
1963年初秋的一个傍晚，周总理在北京饭店结束了一场外事接待。送走外宾，忙碌了好几个小时的他已经有些饿了，便轻声对随行的卫士说：“咱们就在这里吃顿便饭吧，越简单越好。”
卫士理解总理的脾气，他向来反对铺张，于是只点了一碗素面、一碟咸菜和两个小烧饼。饭菜端上来时热气扑在脸上，总理边吃还边跟卫士念叨着刚才与外宾谈到的几项工作细节。吃完之后，卫士去柜台结账，服务员一拨算盘，总共2元8角。
卫士摸了摸口袋，刚要去掏钱，又被匆匆赶过来的饭店工作人员叫住，说外宾有份临时文件落在了休息室，请总理这边过目。卫士一忙，竟把付钱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，转身就去张罗别的事情，然后陪着总理出了门。
车已经发动，司机正准备离开长安街。周总理习惯性地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下眼睛，忽然又睁开，扭过头问了一句：“饭钱付过了吧？”
卫士一听，猛然怔住，脸上唰地变了颜色。他顿时想起自己一时疏忽，那2元8角钱还原封不动躺在口袋里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总理，我……我给忘了，我这就去补。”
周总理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。平时对工作人员一向温和的他，这次是真的生气了，声音不大，却透着少有的严厉：“你怎么能忘了？咱们在什么地方吃饭，就得在什么地方算账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快，把钱给人家送过去，一分都不能少。”
卫士急忙推开车门，一路小跑回到了北京饭店的柜台前，把钱递过去，嘴里连连道歉。等他喘着气再回到车上时，总理的脸色才和缓下来。
卫士本想解释几句，总理却摆摆手，语气放缓了，可是话的分量仍然很重：“这不是几块钱的事。会算经济账，才能公私分明。公家的便宜，一丝一毫也不能占。咱们如果在这上面马虎了，下边的人就会有样学样。”
车子重新开动，长安街的灯火从车窗外缓缓滑过。卫士坐在前排，心里又是惭愧又是感慨。其实类似的“小事”，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久了，他见过不止一两次，每一次总理都较真得近乎苛刻，从来不会打一丝折扣。
就在前一年，也就是1962年，总理到南方一个城市视察工作。当地同志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桌饭菜，总理一看桌子就皱了眉头，当场让撤下去好几个菜，只说留下两菜一汤，并且重申这是私人用餐，务必自己付钱。吃完饭，当地干部死活不肯收钱，说首长难得来一次，怎么还能让掏钱。
总理并没有当面多说什么，只是让秘书悄悄去厨房问清楚了这顿饭的市场价格，然后在离开前把足够数额的现金和粮票一起留在了招待所的抽屉里，并附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：“感谢同志们的热情，但伙食费必须结清，这是我个人的原则，也是纪律。请务必收下。”等火车开出去很远了，他还特意交代秘书打电话过去确认钱是否收好。
还有一次，周总理在杭州楼外楼请几位工作人员吃饭，那是他自己掏腰包请的客。吃完一算账，花了大约15元。秘书结完账，总理当场还要过账单亲自过目，才放心地上车。
可到了机场，他又突然想起来，把秘书叫到身边重新问：“刚才那顿饭，的确是我们自己付的吧？没有让人家为难吧？”秘书再三保证已经付清，他才安心地登机。
身边的人都清楚，但凡有公务活动之外的任何个人开销，周总理一定要自己付钱，并且要求把收据拿回来给他看。哪怕是一包茶叶、一餐便饭，甚至在他生病住院期间，病房里的那点水电费，他也要让家人按市价算清楚，从工资里扣除。
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我是总理，下面那么多双眼睛看着，我要不带头，那这个国家还怎么理得清公私？”
卫士后来常跟人说起北京饭店那2元8角的事。他说那天晚上他跑着去还钱的时候，脸是烫的，可心里却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。从那以后，他兜里永远揣着一个小本子，不论什么开销，哪怕是一毛钱的停车费，也马上记下来，再也没敢忘过。
而周总理那几句话，也像钉子一样扎在他脑子里——会算经济账，公私分明，绝不能占公家便宜。这不是喊给别人听的口号，而是从一顿再简单不过的便饭里，一毫一厘筑起来的规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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